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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兰亭:排除非法证据 实现侦查、起诉、辩护、审判全覆盖

发布日期:2017-07-14 来源:法制网

  近年来,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保证人权,实现程序正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以来都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

  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发布。(以下简称“《规定》”)

  两高三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一出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法制网记者采访了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兰亭。

  许兰亭认为,《规定》的发布非常及时,非常有针对性。这些年,非法证据排除效果不佳,现实中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很少,成功案例不多。两高三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非常及时,由于是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五部门联合发布,权威性很强。

  他说,自从2012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在法律层面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以来,这几年明显可以看出我国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一方面的步骤在加快,先是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紧接着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提出,“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第十一条提到,“完善庭前会议程序,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健全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听取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的意见”。这次“两高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可以说是对上述《意见》的呼应。

  浏览《规定》可以发现,此次《规定》的大部分内容并非首创,更多的是对先前相关司法解释的细化及对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但这次《规定》不同于2010年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它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工作环节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做出了系统的规定。《规定》的出台能够引导侦查机关规范取证行为,同时对防范冤假错案,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许兰亭看来,此次《规定》的意义在以下几个方面最为突出:

  一、明确以威胁的方法取得的供述应予排除。以前的《刑诉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予以排除,《刑诉法解释》第九十五条也只是规定使精神上遭受剧烈痛苦,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才能认定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上述规定都比较概括,在实践中不好把握。

  以我多年的办案经验来看,实践中的确存在不少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威胁将其近亲属采取强制措施、影响其子女前途等方法来换取有罪供述的做法。这次《规定》在第三条,就提出“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我相信,这条内容能有效遏制实践中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加精神强迫的做法。

  二、重复性供述原则上应予排除。关于重复性供述是否要予以排除,以前因为《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未予明确,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不同看法。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要排除重复供述,因为先前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时让被告人产生了恐惧心理,以至于后来即使合法讯问被告人还是会重复之前的供述;但实践中,司法机关由于担心排除重复供述会影响查明案件事实,总的倾向是不排除重复供述。然而,近几年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重复性供述原则上应予排除的观念也逐渐被司法实务所认可,这一转变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刑事审判参考》刊登的一些指导案例上体现的最为明显。这次《规定》规定了重复性供述应予排除,同时也规定了两个例外。如此规定,使实务中的做法更具可操作性。

  三、赋予了驻所检察人员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中的职权。以前,我们的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清闲的岗位,主要负责监督看守所的活动是否合法。现在根据《规定》第十四条,“对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当在侦查终结前询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

  四、扩大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目前,有数据表明我国的刑事辩护率在3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大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乏律师帮助,这样的结果导致其在审前程序即使受到非法取证也难以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次《规定》在第十九条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指派法律援助律师。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代理申诉、控告。这样不仅让司法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而且保障了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

  五、强化了庭前会议的地位和作用。2012年刑诉法新增了庭前会议制度,规定审判人员可以就控辩双方争议的程序性问题可以在庭前会议中“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刑诉法解释》扩大了庭前会议处理事项,甚至可以解决“与审判相关的其他问题”。此次《规定》在第二十五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此外,根据《规定》第二十九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提出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上述规定要求被告人及辩护人尽早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旨在强化庭前会议作为审判程序的准备功能,从而使法庭能专心解决控辩双方争议焦点,提高正式庭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庭审实质化。

  六、证据收集合法性原则上应当先行调查。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确立了对非法言词证据先行调查的原则,该原则对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具有指导意义。但是2012年《刑诉法解释》对该原则做出了改变,《刑诉法解释》在第一百条第二款规定,法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可以和法庭调查一并进行。这样的规定导致实践中有些法院对辩方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通常不先行调査,而是等到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调查,这实际上就混淆了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层面的问题。证据能力是一个事实材料能否作为诉讼证据的法律上的资格,证据收集方式不合法的,不具有证据能力;而证明力则是指证据对待证事实证明上的强弱程度。证据能力是证据证明力的前提,只有先解决证据的资格问题,才能在法庭调查阶段对该证据进行举证和质证。这次《规定》在第三十条提出,庭审期间法庭原则上对证据的能力应当先行当庭调查,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对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突破,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是证据法学原理的回归。

  七、辩方可申请播放特定时段的讯问录音录像。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我国确立已有几年时间,可是经过实践发现,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难以证明。现实中,都是嫌疑人说受到刑讯逼供,关键在如何证明,你说有伤,可能当时都已经好了,侦查机关也不承认,这是最大的难点。没有律师在场,很难证明非法证据的存在。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律师在场权,所以,我们采取的替代性措施就是对某些案件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然而,实务中有些办案机关的做法歪曲了对同步录音录像相关规定的理解。比如,有的被告人、辩护人对某段时间讯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要求查看特定时段的录音录像,检察机关却播放其他时段的录音录像来证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现在,《规定》在第三十一条对此做出了规定,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法庭播放特定时段的讯问录音录像提供了法律依据。

  许兰亭强调,总的来说,今天“两高三部”出台的这个《规定》相较以前有关的司法解释有巨大进步。但是,《规定》虽然已相对完善,关键还是在于实践中的真正落实。同样是“两高三部”联合颁发的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的有关规定,这次的《规定》相较于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名称上多了“严格”二字。因此,我也希望司法机关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能够严格执行此次《规定》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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