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 文章正文

韩嘉毅:非法证据排除事前预防大于事后严惩

发布日期:2017-07-13 来源:法制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27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方面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切实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在此之前,“两高三部”于2010年就曾出台过《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它开启了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进程。这两个在名字上几乎一致的规定,在内容上有哪些不同?《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在司法实践中遭遇了哪些问题,新出台的《规定》和以往相比又有哪些不同?为了厘清上述法律问题,法制网记者采访了中华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韩嘉毅律师。

  韩嘉毅指出,新近出台的《规定》在体系构建以及内容表述上比《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更加严格细致,更具有操作性。韩嘉毅认为,《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在性质上更相当于原则指导,内容相对简单和笼统,新出台的《规定》针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从实体上及程序上均进行了严格规范,这些规定一旦实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次出台的《规定》,共有42条,先作出一般性规定,后对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辩护等各诉讼程序作出特别规定。韩嘉毅指出,将“威胁”、“非法拘禁”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初步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强化了律师的辩护权,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审判前程序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主导权,确立了庭前会议的初步审查功能,重申了先行调查原则,强调程序性审查的优先性,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当庭裁决原则,完善了二审法院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裁决方式,他认为这些都是这个部《规定》的亮点。

  韩嘉毅认为,该规定在内容上还是有待完善的空间。

  韩嘉毅指出,该《规定》中第五条,即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是它的一大亮点,即明确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但是韩嘉毅认为,该规定中设定的“两种例外情形”内容有待完善。“立法者为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考虑司法实际需要,设置了重复性排除规则的例外规定。但是例外规定还应设置地更加合理,否则极易使得一些司法办案人员,认为只要是通过各种手段’逼出’真实的口供,并且犯罪嫌疑人在事后承认的话,那最后这份真实口供的性质,并没有因为侦查人员的暴力取证手段发生改变,显然这样的规定并不能在制度上促使侦查人员文明规范执法”,韩嘉毅说,保证人权和惩罚犯罪并非是两个矛盾体,相反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所以,不设置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形,不仅不会影响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反而能规范办案人员的取证行为,促使侦查机关转变办案方式,提高执法办案的法治化、文明化、规范化水平,也有助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等基本人权。

  韩嘉毅指出,该《规定》中第九条,“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因客观原因侦查机关在看守所讯问室以外的场所进行讯问的,应当作出合理解释。”韩嘉毅认为这条规定,只应将“那些除涉及准备或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等几种特定情形作为在非看守所询问室询问的例外,而不应将例外的范围设置的过于宽泛。并且该条文还应规定相应的程序性惩罚措施,即对应当在却没有在看守所询问室提审取得的供述,没有证据效力。否则一些侦查机关认为,只要是找到合理的解释,便可在讯问室外提审,这无疑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

  韩嘉毅认为,非法证据的排除在事前预防的效果,要远大于事后严惩,俨然《规定》还应在侦查阶段中,赋予律师更多的调查确证权,这样才能更好地预防刑讯逼等暴力取证的情况发生,进而促进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对于如何预防暴力取证,他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应赋予律师随时会见的权利,如果律师的会见权没有及时行使,应设置相应的程序惩罚措施保障,即规定侦查机关在犯罪嫌疑人没有得到律师法律服务期间取得的证据无效;第二,应扩大律师调查取证权,即规定律师有权查看看守所全部的监控录像。第三,应赋予律师调取看守所,有关犯罪嫌疑人的体检录像和体检证明的权利。第四,应赋予律师可以查找会见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在场的其他司法工作人员的权利;第五,允许律师调取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去医院就诊服药相关病历的权利;第六,应允许律师会见案件委托当事人时进行录音录像的权利,并且将当事人是否同意作为律师能否行使此项权利的唯一前提要件。


相关文章